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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景气提升 行业经济活跃

2019-09-19 02:36 来源:中国日报网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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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肖扬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因病于2019年4月19日4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本报记者  曲哲涵

2019-09-1909:1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为:2019-09-19,山东临沂,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郯城县马头镇小麦高产示范田里收割小麦(无人机拍摄)。
  人民视觉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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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险的政策效应迅速放大,在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福利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

  以往的保险赔款仅能覆盖物化成本。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财政部等3部委联合发文宣布,3年内将有24个县试点落地,保障水平将大幅提升。

  管理部门在农险业务中的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须进一步明确,农险补贴有待精细化管理,农险经营水平亟须提升。

  

  李智在北京市通州区流转了1000多亩耕地种梨。今年5月,梨树刚刚挂果不久,一场冰雹砸得果子七零八落,几近绝收。树体也伤得不轻,记者去采访时,李智正忙着给受伤的枝干上药,“去年开始结果,这场大灾忒狠,明年也难有收成,后年能缓过劲儿就不错了。”

  所幸,他投保了中国人保的梨树保险,每亩保额4000元,基本能覆盖物化成本。“一周内查勘、核赔都到位了,这个险明年还保。”李智说。

  5月下旬以来,南方连续强降雨。正值夏粮开镰季节,人们也担心:因灾害天气导致的减产、绝收,农业保险能提供多少补偿?

  农险功能日益完善,全方位护航“三农”发展

  “从1982年试点至今,我国农险市场规模从最初的23万元,增加到2018年的572.65亿元,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这速度在全球绝无仅有!”谈起农业保险的发展,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感慨道。

  目前中央财政支持的农险标的种类,已从2007年的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和大豆5种,扩展到2018年的粮油棉糖作物、马铃薯、森林、制种、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藏系羊、牦牛、天然橡胶等16种,农业保险可承保农作物200多种。“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庹国柱说,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险的政策效应迅速放大,在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福利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

  ——补偿农民损失,稳定粮食生产,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每年有多少农户能像李智一样,大灾后恢复生产时有保险来帮衬呢?2018年,这个数字是6244.96万户,他们共获得农业保险赔款 423.15亿元。

  2016年,农险赔款支出超过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的10%,是国家农业灾害救助资金的10倍,首次出现总赔款额超过财政补贴总金额的情况。全国农险业务简单赔付率达到83%,有11个省份赔付率超过100%。赔付率最高的福建省,达到186%。

  2016年和2017年,中央财政拨付农险保费补贴资金撬动风险保障金额,分别达到138倍、156倍。

  “种田大户有能力在灾后重拾信心,恢复生产;小农户也不会因为减产、绝产彻底撂荒,外出打工。奶牛保险、蛋鸡保险等,对稳定农副产品生产、保证供应、稳定物价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一家一户而言,农险是雪中送炭,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而言,农险是‘保障网’‘稳压器’。”庹国柱说。

  ——扶助农民增收,激活“农村小微金融链条”。

  河北省阜平县的红枣种植已有几百年历史,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地方财政补贴六成保费,鼓励农民给红枣种植上保险。有保险兜底,就算绝收,农民也能收回本钱。此外,枣农还可以凭保单申请贷款,很多种植大户又办起了红枣酒厂,多年没人打理的枣园热闹起来了,致富路上,枣甜酒香。

  类似的金融创新在各地层出不穷,无论是“政府+龙头企业+农户+银行+保险”模式,还是“银政保”模式,都借力保单质押、贷款人人身意外保险、小额贷款信用保证保险的“增信背书”,让农民申贷更顺利。

  ——支持农业市场化改革,推动大宗农作物定价机制改革。

  连续两年尝到“保险+期货”甜头的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今年将“保险+期货”覆盖全县11个乡镇的40万亩开割橡胶。近年来,甘蔗、棉花、玉米、橡胶树等多种农作物都采取这一模式进行试点,力求推广后能实现农户、保险公司、期货公司三方共赢,进一步解决政府放开一些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后,农户可能面临的价格风险和收入风险的问题。

  此外,为土地流转、林权改革等市场风险兜底的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等也在各地破土而出,保护农民利益,保驾农业市场化改革稳健推进。

  ——助力脱贫攻坚,以保险带动产业扶贫,防止因病返贫,避免大灾陷贫。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高寒缺氧,年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在当地,牦牛和藏系羊是牧民家庭的“命根子”,然而每到冬春时节,往往一场暴雪就让牧民白辛苦一年。安信农保在2016年推出业内首款藏系羊牦牛降雪量气象指数保险。首个试点年度果洛州雪量远超往年,4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获赔逾3000元。

  2017年,河南兰考的一位村民因冠心病住院治疗花费9万多元,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等报销7.6万元后,中原农险“农村居民团体健康险项目”再报销9300多元,极大地减轻了个人支付压力,避免因病致贫。近年来,中原农险为兰考提供“三农保险”一揽子解决方案,保障覆盖农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成为保险助力脱贫的生动样板。

  “1998年洪灾过后一年多,我们到灾区调查,发现农民还住着简易帐篷,吃着白水煮菜。现在种植、养殖、农房、农机具都有保险保障,作为国家大灾救济的有力辅助,于灾后护佑百姓安稳生活,助力社会平稳运行。”庹国柱说。

  保障程度有待提升,产品费率需要“精耕细作”

  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农业保险还需要“提质增效”。

  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记者采访过的江苏种植大户李先生,从农民手里流转了1000亩水稻,算上地租,每亩每年成本1500元,正常年景一亩地收入1800元,利润300元左右。

  “现在一亩地保额只有600元,遇有大灾,指望保险赔款的话,连贷款都还不上。我们不能拖欠工人工资、农民的地租,只能硬着头皮再贷款。心里确实不踏实。”他说。

  记者近年来在基层采访中,听到农民呼吁最多的就是:保额再高点儿。

  李智所在的通州区,春夏交替时经常有大风、雹灾天气。“从宋庄往南到永乐店,30公里宽,基本都在‘雹灾带’内。”人保查勘员跟记者说,因为是政策性险种,冰雹带内的果木和其他区县的果木,保险费率是一样的。“对低风险标的投保者来说,这有失公平,会影响投保积极性。”庹国柱说。

  “我国农业保险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广覆盖,实属不易。虽然眼下这个保障网还不够精密、厚实,但随着农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经营能力不断提高,以及补贴力度逐渐加大,未来提高保障水平是必然趋势。”庹国柱说。

  多个农险“大招”在酝酿中——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2018年8月联合发文,宣布3年内将在全国24个县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或收入保险试点,将地租、劳动力成本均计入损失范围。专家预测每亩地保额可达800—1000元。这个水平,可以比肩欧美。

  今年2月,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拓宽财政补贴险种,合理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承担的保费水平。同时,组建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支持农险可持续发展。

  5月29日,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拓宽服务领域,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农险补贴机制,提高经营效率

  2019年伊始,内蒙古银保监局陆续下发5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指部分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档案存在不真实、不完整问题。近年来,农险领域成为保险系统问题高发区,这背后,是目前农险管理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还存在不少“拧巴”之处。

  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干涉保险公司经营。“大灾之年,某些保险公司面临‘赔破’之虞,就找到地方政府,开会商定赔偿比例。县里派干部一村一村地做农民工作,不按合同约定赔偿。某省农业保险公司年初提出投保再保险,省里认为‘浪费资金’,拍胸脯承诺财政资金会兜底。结果当年保费收了6.8亿元,应赔款支出11亿元,省里东拼西凑只给出2亿元,还有2亿多元应赔未赔,最后吃亏的是农民。”业内人士举例说。

  二是农险项目招投标需要进一步阳光操作,防止权力寻租。

  三是遏制部分地方截留保费、拖欠保费补贴的行为。“中央、省级保费补贴是在经营年度结束后到位的,某些地方市县一级管理部门会从中截留。国内某农险公司一年保费收入十几亿元,3年累计被拖欠保费竟达7亿多元。”业内人士举例说。

  “管理部门在农险业务中的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是指导者、监督者,而非参与者、主导者,这一点要明确,管理部门要有市场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庹国柱说。

  农险补贴机制也有待“精细化”管理。

  有些种粮大省,由于省财政拿不出足够的保费补贴,无法获得中央配套补贴,很多地区农险承保面积都是按“指标”给到部分农户手里。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三级财政补贴占农险保费80%左右。种粮大省、大市、大县,往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穷弟兄”,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补贴缺乏差异化的做法,会拉大各省农业保险差距,甚至挫伤部分省份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需要完善因地制宜的补贴政策。

  农险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专家指出,农险是政策性业务,对承办机构的网点、人员素质等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在一些地方,一县之内十来家公司竞争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报价混乱。”庹国柱说,国外成熟的做法是,一省之内最多两三家公司做农险。我们不妨探索以“共保体”的形式开办,合理确定各公司业务份额,理顺市场秩序。

  此外,当前各公司仍对农险业务经营情况开展利润考核,引发基层的惜赔、拖赔行为。应参考银行业对“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做法,提高对该项业务“薄利”甚至“亏损”的容忍度,推动形成对“三农”“敢保、能赔、愿赔”的保险文化。


  《 人民日报 》( 2019-09-19 19 版)

(责编:刘然、章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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